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徜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20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论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恭送孙犁师长

    在香港报纸上，突然见到京津文人与孙犁遗体告别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个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学时代，一个招人敬佩、追随的文化群体，从我们身边远去了。

    我想读读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香港看不到内地有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