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白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