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往从他身边走过，他既不抬头也无反应。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边，故意轻轻咳了一声。他歪着头轻轻扫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对视了有两秒钟，马上又低下头继续扫地，脸对着地面自语般小声说：“还不快走，叫人发现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到楼后去了。我带着一心酸楚离开，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坛，和林斤澜一起去看他。这时他老夫妻还挤在“虎坊桥”一间小屋中。所有的书籍，稿件都像垃圾样堆在过道。像是难民营模样。又过数年，***领导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文化界这才起死回生，开始欣欣向荣。北京文联建成了和平门里这套高级住宅。端木搬进新屋，又有了书房。但经过数十年变迁，端木书房竟并没变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变化是有了太太打扫收拾，不再杂乱而整洁舒适，如现在展出的这样，像个名家书房了。

    90年代作协召开代表大会，香港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等作家来京，我带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这书房里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刚刚拔了牙，指着自己的嘴说：“几年没见。看看，我已成了‘无齿(耻)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在香港图书馆看到他这间“书房”，真是百感交集。

    草明同志——文学红色娘子军

    去香港探亲回来，知道草明同志西归，默默悼念良久。往事涌上心头。

    解放初期，我因只熟悉战争生活，不了解和平建设，写作上有危机感，便努力找反映工业建设的文学作品补课，找来的头一本书就是描写镜泊湖水电站的《原动力》。从这本书上初次看到工业战线复杂斗争和产业工人的光辉形象。因为对作者极为敬佩，记住了作家草明这个名字。

    1951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创作组”，到大连去写作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来自各地的创作人员先到沈阳集中，再一起去大连。林斤澜、路翎和我几个年轻人随组长田汉、支书田间和安娥、黄药眠等老作家到了沈阳，一下火车就见到一大群当地领导人挥手迎接。我们知道人家是来迎接田汉先生的，就悄悄的往后捎，跟老作家们拉开距离站住。看前边的人寒暄问候一阵开始往外走时我们再跟着走，忽然从前边朝我们走来一位女同志，个子不高，笑容满面，用带有广东腔的话问：“路翎同志呢？哪位是路翎？”路翎马上向前走了一步，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路翎”。那位女同志握着他手说：“我是草明。”我听了一惊，没想到这位朴素的大姐就是《原动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后就走到我们面前来，我报名说：“我叫邓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可老气横秋的……”

    在沈阳她先做主人招待我们，然后也参加了我们创作组一道去大连写作。并且担任了临时支部的委员。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一个10多岁既活泼又腼腆的小姑娘。我们问她叫什么？她小声说叫“娜佳”，我觉得是个苏联式的名字。休息时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现给我们组增加了快乐气氛。但草明带着孩子，显然她比我们要辛苦得多。背后大家都为她的拼搏精神感动。

    从这时起，开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个世纪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钢挂职，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到了鞍山，她特地约我到她家相会，去之前她还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间，把她收藏的各种贝壳摆出来供我欣赏。谈话中她关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问题又给了我不少鼓励。过了两年她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了，她听说我来北京探亲，又特意找来北京人艺《茶馆》的戏票请我和陈淼看戏。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我也调回北京文联工作，头一天去报到就碰见了她，她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我都看了，姜还是老的辣哟。”我说“再老也老不过您去吧？”她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