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

    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写的文字：“你坐在这里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一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人看的，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打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叫她带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我没写过，已不会写，改得不成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写了，把稿寄给了她。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本刊物止不住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辑。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九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辑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