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瞌睡。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敌人伏击，我两个脚掌溃烂，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脓疮，仍旧咬紧牙关前进，不敢掉队一步。

    这天夜里正走在一片泥泞的小道上，后边赶上来一支炮兵，带着几头驮炮弹的骡马，一会儿插到我们左侧，一会儿蹿到我们右侧，把队伍搅得挺乱。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站住脚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边走，一匹骡子从我身后蹿过来，炮弹箱铁角正撞在我背上疮口，钻心剧痛使我顿失控制，尖叫了一声中带出了哭音。立即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嘿，碰一下就大声叫痛，像个丘八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重伤呀！”“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我那一点哭音本是在失控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发现后已极力忍住，他们这一说，委屈超过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火上浇油，又引出来怒吼声：“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这么大了，理智点！”

    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的话声了：“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她提高声音严厉地喊道：“炮兵同志，骡子撞我们人了，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

    这两句话一说，把责骂声压下去了。有人跟着说：“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炮兵那边本来看着我笑的，这时不笑了，有人默默走过来拉住了缰绳，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

    我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只是刚才带有苦味这时变得甘甜。我站到路边等说话的女同志上来，轻轻叫了声：“志鹃姐……”还没等我说出感谢话，她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这话我记住了。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没再哭过。1957年定为“右派”，我没哭。“*****”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我告诫自己：“快70岁的人了，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就失去了理智。

    50多年来，我的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为“赴朝慰问团创作组”成员住在大连写作。我写了篇《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老读完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处女作发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主编赵树理同志对我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篇好不好？”

    我就写出了第二篇《成长》，是抗日战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是个女兵！老赵同志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别的字你写不清楚，我根据上下文能猜，这姓名没法猜。到底是个啥大姐？”我拿过纸写了个“茹”字。老赵同志看看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这叫我上哪儿猜去？”

    那时我20多岁。后来被划人另册停笔22年。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政策再给我写作机会时，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我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描述是一。

    “周忆严今年19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儿，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六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