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动静。后来，就在半小时之前，餐车服务员过来了，想问问先生是否需要吃午饭。这是十一点时的事。

    “我用自己的钥匙给他开了门，可里面还有链条，打不开。没有人应门，里面静静的，很冷——冷极了。窗户是开着的，雪花飘了进来。我想先生也许生病了，便叫来了列车长。我们弄断锁链进屋一看，他——啊，太可怕了！”

    他又把脸埋进了双手之中。

    “门是锁上的，里面也有锁链锁着，”波洛沉思着说，“不是自杀吧，嗯？”

    希腊医生讥笑道：

    “一个人会朝自己身上刺十刀、十二刀甚至十五刀自杀吗？”

    波洛睁大了双眼。“太残忍了。”他说。

    “是个女人，”列车长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看样子肯定是个女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刺。”

    康斯坦汀医生陷入了沉思，脸也皱成一团。

    “那得是个强壮的女人，”他说，“我不愿意说复杂的技术性问题——那只会更加混乱——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有一两刀刺得很用力，把骨头和肌肉上坚硬的韧带都刺穿了。”

    “很明显，作案手法很不科学。”波洛说。

    “还有更不科学的，”康斯坦汀医生接着说，“这么多刀都是随意乱刺的，有几刀只是划了一下，几乎没什么损伤。看起来就像是有人闭着眼睛，盲目而疯狂地乱刺一气。”

    “是个女人，”列车长再次说道，“女人就是这样，生起气来很有力气。”他郑重地点点头，大家不由得怀疑他对此是否深有体会。

    “我有件事可供大家参考，”波洛说，“雷切特先生昨天跟我说过话。根据我的理解，他说他处于危险之中。”

    “‘干掉他’——这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对吗？”布克先生问，“那就不是女人了，而是个‘歹徒’或‘持枪歹徒’。”

    眼见自己的理论被推翻，列车长一脸痛苦。

    “如果是这样，”波洛说，“手法似乎太业余了。”他很专业地反对道。

    “火车上有个美国大块头，”布克先生继续推行自己的理论，“一个外表普通、穿着糟糕的家伙，嚼着口香糖，我认为好人不会这么干。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听到他提问的列车员点点头。

    “是的，先生，十六号房，但不可能是他，不然我应该能看到他进出房间。“

    “也许你没看到，也许。我们稍后再深入探讨。问题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看看波洛。

    波洛回看了他一眼。

    “好吧，我的朋友，”布克先生说，“你能理解我请你做的事情。我了解你的才干。你来指挥这次调查吧！不，不，别拒绝我。你看，对我们而言这非常严重——我是代表国际客车公司这么说的。等到南斯拉夫警察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供解决方案，那问题就简单了！不然就会拖延时间，麻烦重重。无辜的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谁知道呢！然而，如果你解开了这个谜题！我们就可以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这就是罪犯！’”

    “假如我解不开呢？”

    “啊，我的朋友，”布克先生的声音更加积极亲切了，“我知道你的名气，也了解你的做事方式。对你来说，这是个理想的案子。查查所有这些人的背景，发现幕后的真相——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无穷的麻烦。可我不是经常听你说，只需要躺在椅子上思考思考就能破案了吗？那就这么做吧。跟车上的旅客谈一谈，看看尸体，研究一下线索，然后——好啦，我相信你！相信你绝不会乱夸海口的。躺下来思考吧——就像我常听你说的那样，动动你那小小的灰色脑细胞——你就想出来了！”

    他俯身向前，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