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二梯队情况怎样。日本伍长就训斥说：“说话的不要！哈呀苦，哈牙苦！”

    看看快到马腰坞村口，来到一片松林遮着的墓地前。墓地边站着有日本哨兵，跟伍长对了两句话。伍长向四个日军喊了句什么，四名日军就把杨树林带进了松林。

    尚武和邓智广没有参加路边的伏击，他俩到主力部队协助作战去了。主力部队一个营，由他俩带路潜伏到马腰坞西、北两处。南边打响后他们并没动作。过了约摸一小时，南边枪声稀了，马腰坞据点内却响起密集的枪声。接着又起了火，尚武和邓智广领路，部队从两面冲进村内。冲到土围子前，吊桥已被起义的伪军放下，围子门大开，地上躺着些伪军的尸体。区小队的人不仅穿上了裤子，而且臂上系了白毛巾，在杨东河带领下列队迎接我军。炮楼上的探照灯已被起义人员打烂，但鬼子的机枪、迫击炮打得很密。营长叫邓智广和杨东河带领起义人员回根据地，尚武随部队攻打炮楼。炮楼内大部分日军都增援刘双喜去了。留下的人不多，但火力很强，壕深墙固，攻坚很费了时间。后来组织敢死队，搭梯子爬过护城壕，放下吊桥，部队才攻进去。除两三个伤兵外，俘虏很少，有的阵亡，有的自杀了。山崎并非像电影上那样剖腹，而是上吊死的。林先生是朝自己脑袋上开了一枪。但是没找到杨树林的尸体。

    南去增援的日伪军，半路上就碰到败退下来的剿共班和个别逃出来的宪兵队人员，没再追我军，听到马腰坞村传来枪声，看见炮楼上烧起冲天大火，也没敢再回马腰坞，投奔了何家寺据点。

    我军攻破马腰坞据点后，日伪军没有再企图夺回，从此这地区又成了根据地。这一年麦收季节，马腰坞附近的老百姓特别忙，除了收麦子还要抢着拆据点。木料、门窗、砖瓦凡是能拉的全拉回家去。那一年盖房的人特别多。

    在炮楼中没有找到杨树林。打扫战场时，也没发现杨树林尸体。大家认为可能是混战中叫他逃掉了。报道中说杨树林正在被我追捕中……

    杨树林从此失踪了。由此留下许多问号：山崎为何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刘双喜为什么被逮捕又被释放？山崎要他监视杨树林什么？等等等等。

    鸣锣收兵

    1988年我陪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去那个县采访，当地一位干部介绍改革开放成绩。为说明这一政策受到所有中国人拥护，他举了个特殊的例子：有一罪犯，被判有期徒刑多年，劳改中学会养鸡技术。刑满释放后，竟靠养鸡成了富裕的个体企业家。发财后为表示赎罪，为公益事业作了不少贡献，被劳改单位用作教育犯人的活样板。

    我问此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朱强治。

    我找到了这个朱强治。他领我和美国记者看了他的新式养鸡场，看了他得的奖状。在喝茶时，我问起他过去的事，他毫不隐讳，他当过汉奸，因叛国罪劳改数十年。

    提到杨树林，他竟提供了不为人知的材料。

    他说杨树林被日军带进马腰坞外的松林时，山崎、林先生都坐在一座坟前的石桌上等着他。周围站了一圈日本兵守卫。

    山崎看着他冷笑不语，林翻译冷冷地说：“杨队长，辛苦了，这次突袭有功啊。”

    杨树林惶恐地说：“我有罪，我有罪。请太君给我赎罪的机会。”

    山崎板着脸问道：“对敌方谍报人员，我们从不宽恕！”

    杨树林抢前一步央告道：“太君，我战斗不力，愿受惩罚，可我与谍报无关。我相信你不会冤枉我。”

    山崎叫林先生翻译，说道：“我对你很佩服。两国交兵总是有胜有负，已经失败了，就不要再演戏。”

    杨树林说：“您的话我不明白。”

    林翻译笑道：“杨先生，我们都是同行，不要把对方估计过低呀。你作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