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却是“戏剧教授”，而且，是《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的作者。我太知道马兰当时在中国戏曲表演领域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在东方剧场艺术的革新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因此不断亲自为她写剧本。既然如此，我怎么会让她离开舞台呢？

    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她离开是被动的，直接原因是婉拒参加一次“重要的联欢会”。重要，当然是有要人光临，但马兰的理由很单纯：“我只会表演，不会联欢。”九次电话催促，都是同样回答，那就理所当然地被冷冻。她三十八岁时被迫离开，等于彻底失业，因为外省没有那种剧团。

    九次电话，我都在旁边。我赞赏她的坚持，又心疼她的失业。但我却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当时自己也已基本失业。我辞职后本想一心写作，却受到上海一股文化孽力的诽谤，而当时全国的多数媒体都在渴求诽谤。于是，我们这对失业的夫妻逃来逃去，都逃不掉压顶的戾气。我在《吾家小史》的后半部，描述过这种处境。

    因此，这部作品，也可以看成我们夫妻俩在绝境中的悲剧性坚持。

    但是，故事还是美好的，甚至故事里边没有一个坏人、恶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创作并非是对自己处境的直接回答。

    真正的艺术，永远不是自卫的剑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