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随陈祖芬委员签名过一个提案。有关单位要求寄信必须使用同一规格，甚至用指定厂家生产的信封才能邮寄，否则不予受理。提案认为，这既不合全世界的邮政惯例，也有违公民权利。没多久，政协联络局就把提案转给有关单位，并附有回答，该单位还热情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机械设备，以证明他们作得有理，因为是机器只认标准信封，不是工作人员不对。他们还请我们去开会研讨，那天我请假没参加会，后来陈委员又跟我说，还想再提个提案，建议换机器。我说事已至此，联络局的工作已经够麻烦了，以后有事打电话，发电传好了，少写信。

    近来发现，中国人用的信封似乎也多样化了。

    非会议期间，有社情民意要反映就找信息中心。我和他们有过两次联系，都圆满成功。一次是因为护城河多年不清理，我住的安定门一带臭气熏天，居民们反映多次，无人过问。听说我和舒乙是政协委员，就请我们帮忙，我们写信给住处中心反映了这个意见。没出两月，工人来了，机器来了，挖泥淘水，把条河整理得河清水秀，成了京城一景。另一次东北一处林业工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来北京请我代他们反映意见。我把他们写的信原封不动转给政协信息中心，并说明我对此没有调查研究，信的内容只供参考。数月之后不仅接到了东北有关方面回信，而且有关单位还派专人来向我说明了事件经过和他们的处理方案。接着林业工人也来信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合理的安排。那位写信来的工人不久前去世了，去世前还感谢政协对他们的支持与关怀。

    在政协第二个大受益是认识了更多好人，结交了许多好友。

    认识无深交的一位是华籍洋人傅莱委员。傅莱委员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是发音好而是内容好。八届政协时，我参加外事组活动。外事组有次京郊某县视察，那个县以发展地方及民间工业、经济发展快而出名，到了那里人家接待得又热情又丰盛。参观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啤酒厂、制衣厂、皮革厂后请大家到县委礼堂座谈。座谈时委员们发言大多赞扬这县地方工业发展多么好，前景多么乐观。后来主人一定要请这位洋人相貌的委员发言。他说：“我不讲了，因为我不想讲好话，讲了大家不爱听”。主人仍诚恳地请他讲。他就把头一扬说：“那我可要得罪你们了。你们这叫什么先进经验？瞧瞧那皮革厂把河水污染成什么样了？这是对自然水源严重的破坏。欧洲美洲都不敢再做了的有害行业弄到我们国家来，叫我们受害他们享受。这样的工厂还要提倡、宣传，我们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我为此感到害臊……。(大意如此)还有，你们那个制衣厂那么大一个厂房，只有两三个门，还不大，消防设备也不齐全……”。这时，厂方解释说消防设备是经过检查、拿到合格证的。他说：“别说这个，我懂。我更懂得人命关天厂随后他又问：“门口停着的那辆小轿车是谁的”？主人回答说是某位企业领导人的。他气哼哼地说：“你们知道这种轿车在外是什么人坐的吗？是富豪！是大官僚！一般企业家都坐不起的。你们县不是才刚脱离贫困吗，在一个厂当头的就坐这种车，气派太大了吧！”我正坐在他身旁，听了他的话我肃然起敬。忍不住站起来给他长鞠一躬！回来后我写了篇杂感给政协报。不过有个细节我没写。会后我看他吸烟，我问：“你是大夫，怎么还吸烟？”他作了个巧妙的回答，这是我私人秘密不拟公开。

    还有一位交情已深的朋友韦大卫。大卫是飞行员，在台湾给蒋经国开专机，国民党特务却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关进监狱几年，他越狱出来后驾起飞机就起义回大陆了。“*****”中，“***”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又把他关进监狱8年，他居然又越狱成功，联络上叶剑英元帅才得救。可是他像蛮没这回事，活得乐观愉快。喝酒非二锅头不喝，跳舞不到散场不走。有次政协开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