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了。不料竟有位当地写文章的年轻人大模大样的坚持说：“习惯是可以改的嘛！叫我们看看好了！”那姑娘立刻脸红成片，含着泪把头低了下来再不说话。我为同来者感到羞愧，忍不住大声说：“小老弟，老乡们这样尊重我们，我们也学着点尊重别人行不行？”那朋友讪讪地走开了。姑娘竟带着泪痕向我们致谢。坚持请我们到她家喝一杯茶，到他家后她用彝语跟妈妈说了几句话。老妈妈立刻端出茶壶来沏新茶。悄悄用汉语说“谢谢你帮我姑娘拦住，没看情人房，我们这里习惯，领外人看了情人房，情人就要跟她绝交的……”

    春明听到这件事，愤愤地说：“我要提个建议，云南朋友热心招待我们我感谢。但是不能什么要求都答应，不能把外边来的人惯坏了！”

    除去这件小事，其余时间都在欢笑声中度过。篝火联欢，我们不仅欣赏而且参与。各自表演自己的拿手戏。虽然都是不折下扣的中国人，可是竟能唱出来这么多种语言，跳出这么多不同舞态。黄春明太太用福建方言唱台湾歌，春明就站在一边用国语翻译，不仅翻译得一字不错，连表情都力争与太太同样动人。我这次才知道黄春明除去会写，会作演讲，还会表演杂技！有一天联欢会开场是苗族踩高跷。木跷比汉族的高、表演也难。大家用掌声把高跷表演者送下台后，便欣赏壮族，瑶族，彝族等一个个民族节目，谁也没注意黄春明失踪。四五个节目演完，正在等待新节目上场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目光都朝上场口看去。我也跟着往那边瞧、不瞧还好，一瞧大惊失色。因为看见从树林之后黑暗之处众人拥戴出一个怪物般高人来。此人足有3米多高，下粗上细，很像个软而活动着大肉垛。等到灯光之下，才发现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是下边左右两侧各有两人抬着上边那人一条绑了高跷的腿。也就是说下边八条腿抬着上边两条腿在一点点往前挪。上边那人用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却还左摇右晃。还不断发出又像笑又像哭的惊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认出那位被抬在半空中的不是别个，乃大写家黄春明是也。于是满场响起春雷般掌声，就在这掌声中，下边四人撒手后退一步，与此同时黄春明先生就扬起两手作要飞之状，只是不向上飞而往地下扑来，似鞠躬又叩头般、连叫带笑趴到了地下，由抬他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解下了高跷他才站起身来，正正式式作了个谢幕的动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黄春明感叹地说：“多少年没这样疯过了，过得真痛快！”

    真的，我们疯得很痛快，终身难忘。我最不能忘的是这次行动竟是几位房地产和文化界的热心朋友在毫不声张，默默奉献，幕后努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事前没宣传，事后也没吹嘘。以至人们甚至记不得主办人出资者的姓名头衔。最多只记得“盘龙区房地产公司”和文山区、广南县等几个政府文化机构的名称。从这里似乎感到了中国人正在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我认为这是21世纪华夏儿女生活上的好征兆。

    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我和香港影星岳华去巴黎，是为拍摄电影《烟壶》打前站的。到巴黎之前，我没想到会碰到山东老乡。所以在巴黎繁华的街头，我看见这女人穿着大襟小褂，千层底绣花布鞋，梳着沂蒙山区农村发式，开着漂亮的轿车飞驰而过，我真不相信这是事实，怀疑眼花了产生错觉。当我正疑心自己的神经是否有病，漂亮轿车拐进岔路停下了。驾车女士朝我们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你就是才从北京来的邓大哥吧……”身边华侨朋友肥仔为我介绍说：“这就是兰英，徐教授的夫人。”我这才明白这就是我们正等候的人。

    我问为什么太太开车来，徐先生不来，是不是他不在家？肥仔说老徐来也没用，他不会开车只占个座位。不如叫他在家为我们准备茶水晚饭。“看来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