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脚下捡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饥。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出了错就可能遭到剁脚、挖眼等酷刑惩罚。一个老奴隶干活不慎弄坏工具，大腿被挑断一根筋，留下一条腿叫他好拄着棍给主人干活。看见这种情形，阿呷把头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河边有几十个半裸奴隶按男、女、大、小分类蹲在地上。买主围着他们转，看上哪个就拉起来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扛起来跑两步，然后就跟卖主两人伸手比划着讨价还价。我问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壮年男娃子最贵，他说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贵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母鸡不是也比公鸡贵吗？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现成就可以干活。干几年还能卖。大娃子干几年就累垮了，再卖就没人要了。”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曲木阿呷低头一言不发，眼里却满含着泪。我问她：“以前你见过这场面？”她说：“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凉山，逃到山外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当了杂役，因为是官差，才没被抓回去斫断手脚。可我祖父母被分开照这样卖掉的……”她父亲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增长了见识，悟出个道理：奴隶要改变命运必须学知识，他省吃俭用也要叫孩子上学。阿呷的哥哥读过私塾后进了南京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藏学校”，她则起了个汉族名字，进了小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批认识字的彝族女娃儿。她还说，罗洪家是黑彝，她不愿住在他家。只因为这是参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进来。不过罗正洪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总是有意地避开使她受刺激的场面。看来参加革命的黑彝也会变好。‘

    在凉山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要回北京时，传来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随我们到北京上学，几个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团长刘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从这天起，阿呷脸上最后一缕愁云散尽了。我们骑马从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车从雅安到成都，然后经重庆、贵阳，直到长沙才换上火车。不论骑马还是乘车，一路都见她兴奋得发红的脸，听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声。

    初到北京时，星期天我还常跟他见面。我问她生活习惯不习惯，她说别的都好，就是马路太平，走得人脚板疼，没有爬山好走。后来我离开了民族事务系统，再后来在加强阶级斗争声中被打人另册，跟所有老朋友都断了联系。

    感谢***同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40年后，我寻到了一个机会，再次来到西昌。这时的西昌，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