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我没有“政治挂帅”的觉悟，又没有深厚高雅的学问，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好看”！我捡到一本“十二金钱镖”，同时还捡到一本载有张爱玲的杂志“万象”。扔掉张爱玲留下“十二金钱镖”，完全没有政治原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养成了粗枝大叶爽快磊落的性格，张小姐那娇滴滴甜膩腻的情场琐事不对胃口，“十二金钱镖”行侠仗义刀光剑影读来倒精神振奋。那时我没学过文学理论，更不知道学术界对武侠是何评价，反觉得我们军队也像是铲除人间不公，解人民疾苦的大集体，并因此而自豪！

    建国后我调到北京文联任编辑，刊物需要散文、，不用快板唱词，我就试着写，本钱也就靠多年的生活积累和读各类，包括武侠受到的技法启蒙。第一篇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表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为帮助我写作水平，他主动介绍一些书供我学习，头一次给我拿出来的书就是两本“七杀碑”！他说：“别管他的思想内容咋样，写作技巧可以学。懂得老百姓胃口，写出的书人们才爱看！”

    我才知道树理大师把“群众爱看”挂在心头，他的才受到工农大众欢迎，于是我就把“好看”暗自定为自己努力方向。我心中的“好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有趣，二是有益。“益”不只限于政治内容，在道德、文化、心理、感情以至知识等方面，只要能有助于辨别是非，惩恶扬善都算有益。总要叫人读过我的后他清楚啥叫好啥叫坏，做好人不当坏蛋！

    因此，后来我读到金庸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符合我这“好看”标准，既有趣又受益。

    我个人认为，武侠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品种。跟西方的骑士“侠盗罗宾汉”之类不同，也不同于日本的公案武士“捕物帖”。它主题单纯，情节离奇，结构奇特，想像丰富，武打技击，惩恶扬善！不管怎么说，多数武侠读完后，人们总是赞美崇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身忘我的侠客，厌恶欺压善良、横行霸道的恶棍。有的武侠也完全可能给人些坏影响。因为“武侠”是一个品种，内容好坏影响如何要依这品种中具体作品而定。

    由于文学观念和理论上的自我束缚，50年代开始，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之类的通俗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日本人称作“大众文学”的品种恰在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言情家张恨水改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要拿到香港去发表；“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专靠经营书店谋生。我们常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品种。事实上除了高雅、严肃、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纯文学外，还有一种不以作品思想载体为主，只供人们休息消遣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出发点不同，素材来源不同，写法也不同，达到的目标也不同。用把尺子去衡量这两种不同产品，再由此决定“优胜劣汰”，包括武侠在内的通俗读物就消失了。

    有些年我以为中国特产的武侠就此断种绝迹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世界上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武侠就有市场，既有市场就有货源。大陆断档，港台接续。这时我才看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发现他不仅继承了中国武侠传统，而且有所突破、发展、提高。使这一品种文化品位起了质的变化，思想内涵有了深广扩大。而且好就好在他是按着这一品种本身的路子提高，不是也不想提高到成另一个品种上去！它是更好的“大众文学”而没有硬跻身于另一类文学，成为四不像。

    金庸土洋结合，雅俗共赏。人物情节虽是无中生有以虚代实，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学问。读者在消闲解闷中不知不觉增加了中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风土人情，最终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我认为这就是金庸的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我高兴能参加金庸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老顽童黄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