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