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刚满20岁，不会喝酒，他已经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穷。谁拿到点稿费，或是开春后卖掉了冬装，总要打一次共产主义牙祭。每逢这时他就提出买酒，酒买来他喝得最多。林先生虽爱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认。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给他打包带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树上。菜也洒了，裤子也脏了。回来后见他如此狼狈，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摇头说：“没有的事，我早看见那棵树了，我判断照直走会撞上，就为了试试我判断的是否正确，才直冲它走去的，结果证明我判断的完全正确，非常清醒。”

    他刚进剧院时的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地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的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在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炼过的。

    说到磨炼，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贏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