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牧区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做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识近50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几十年里我只听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次是对当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领导人，一次是对个别新潮派。他有次与二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二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家，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一举一动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人，他的语言是只能体会，不能模仿的。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在读者眼里掉了价？！”

    曾祺摇头，跟我小声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时期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这是见他最激动的一次淡话。

    从60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剧界干了30多年，使他对京剧由爱好变成里手。多年在梨园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也说笑话，但比较文雅而含蓄，从不手舞足蹈。近年开朗了许多，说话增加了梨园界机智、幽默和俏皮。举手投足模仿舞台动作还满像样儿。有次他给我学一位武生念定场诗的舞姿。念到“鱼书不至雁无凭”时，做了个舞姿，一手高举，一手托底，抬腿仰头，颇为英武。我叫了声“好！”他说：“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戏，排到这儿就问那位角儿，“这手势表示什么？”那武生说：“汪先生你这不知道？烟雾瓶！火花瓶呀，这两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势啊！”说着他也笑了。并说：“过去京戏是口传心授，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不知道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对京剧创作确实也有了感情。新时期以后他继续写过几个剧本，但再没有样板戏那样健的锋头。他很下功夫写的《裘盛戎》，也只演一两场。我怕他伤心，主动拿到香港，在《大成》杂志发表，却在海外引起反响。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个没完，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有《受戒》这件趣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