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棋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像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