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云，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本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