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令文和王国臣两人。全校音乐科就有4位教师，教文场的只有一位。怎么个加紧法呢？只有请临时教师，这办法学校同意了，但为了“防止教师借机发财，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规定每堂课只准发一元钱教课费！您说，学校远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们为这一元钱跑来跑去够买鞋的吗？

    荀令文居然不讲价钱，把差事揽下来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请的都是名师，连张派大名家何顺信也请来上课了！

    没人打听荀令文是怎么把这些人请来的。人们至多说句俏皮话：“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后既要搭钱，还要卖脸，从来不提他爸爸的惯例也被迫打破了，到处磕头作揖，要请哪位上课，令文先自己掏钱请客。在饭桌上敬礼求情，对方是老一辈，就说：“看在我爹的份儿上，您总得赏我个面子，大叔，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蜡吗？”碰到平辈晚辈的，则说：“你们也是这么学出来的，不能叫这一行从咱这辈断了呀，帮孩子们一把，去上一课……”

    名师出高徒，没多久这学校音乐科就出了名，毕业时许多剧团抢着要人，点着名要毕业生。学校立功，剧团欢喜。却没人提过一声荀令文名字。更没人打听为培养学生他跑坏几双鞋？说过多少好话？垫了多少钱？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说，人们只看见他家的东西是越卖越少，穿着也越来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时，怕孙子跟着令文慧挨饿。有一度每月还补助他20元钱伙食费，后来连这点补助也没有了，令文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他不叫一声苦，没叫一次屈。仍然说说笑笑，东跑西颠。好像其乐无穷。还是照样写入党申请书。高兴的是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兴，没笑脸的时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错过事情，对自己严厉自责之时。当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还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当了20多年右派，很为人们所同情。有次谈起往事来，令文当着众朋友面，难过地说：“诸位，反右派时我是犯了罪过。我也给沈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沈先生拉着他手说：“令文，你别这么说，没有你那张大字报我也照样得到右派，这跟你没关系，你那时也危险着呢，形势所迫，你不写行吗？”令文却说：“您越这么原谅我越觉着自己不是东西。”后来，沈先生的著作《京剧群典》出版碰上困难，朋友们叫我帮忙想办法。令文就找我说：“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书的事你别把我扔在外头，不论多少，我得尽一份力！”结果他出的力比我们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获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后，身成残疾，别的干不成他就录音写信，把录音或信寄给海外的同学、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动员他们回来参观、探亲和参加建设，并且就他所能，毫无保留地把荀派艺术告诉给荀派弟子们。

    荀派高足孙毓敏如今是北京戏校的校长。举行入党仪式那天她和支部的党员一块来到这位老师兼师兄的家里，提到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动情。令文却说：“别光说好的，我还有丢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写了大字报呀，我那是为了救自己对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对不起党，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荀令文不是英雄，谈不上超群出众。只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这样的人在北京成千上万，尽职责守本分，说不上有突出的业绩，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们新北京人整体形象。

    巴黎漫记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