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评选出一个不足十人的小名单交给全体院士。同时学院就收集、翻译这小名单中列名者的作品、资料。请世界上对某个候选人有研究的专家来作报告，介绍每个人的情况。再请对这位专家有研究的人来演讲，对专家的报告作分析、评价。从5月～9月，院士们就埋头读这些作品、资料，听有关报告，每周四聚会讨论。9月份作一次模拟投票，模拟投票后目标可能又缩小了一点，大家再讨论。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正式投票，当天就公布名字。有时争议不决，只好把投票往后推延。今年就后推三次，在第四个周四才公布。

    因为程序如此复杂，所以不可能当年提名当年就得奖，必须连年被提名，其名字才会在小名单中步步前移，其作品才会被翻译、介绍到18名院士手中，才会因一年又一年的讨论加深认识。有的得奖者是被提名十几次才获奖的。我想：获奖者不仅要作品“出色”，也要有个好身体：熬得住年头，因为此奖规定只发给在世的作家。被提了几年名，忽然辞世了，也就失去被评资格。

    据马悦然教授说，提名、评审的全部过程是严格保密的，候选人名单不会外传。

    我问他，既然这样，怎么每年临近评奖，总有许多报纸在猜测和估计呢？比如今年，临公布名单前10分钟，还有个瑞典记者要和人打赌，说“不是艾青就是沈从文，反正是中国人”。

    马悦然笑道，这种估计、猜测甚至制造空气，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书，要扩大销路，就放出空气说这人会得奖；有时记者发现院士们在书店买了谁的作品，就此也会猜测这个作家会得奖。事实证明每年获奖的名字与猜测的名字都不一样。院士们是从不对这种猜测置一词的，因为承认与否认都意味着泄密。

    马悦然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的。他被选人学院，人们认为意味着瑞典文学院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马悦然教授自己也表示过，他热爱中国文学，在他的职位上为中国文学争取应得的位置是他的奋斗目标。这份热心与友情，我们当然感谢，但我在一次谈话中说，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虽重视诺贝尔奖，但并不企盼它，我们企盼的是更深入地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真正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共享双方在文化艺术上创造的成果作点好事。所以看到马悦然夫妻在教学、研究之余还翻译、介绍了这么多中国文学作品，为两国文化交流不辞辛苦地奔忙，我们非常感动。他最近读了李锐的《厚土》和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连声叫好，说中国不断有好作品、好作家出现，真叫人高兴，希望我们经常能提供点新的信息、新的作品给他。

    他还说：“我知道国际上许多朋友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意见，有不少意见是对的，这本来是一个国家设的奖，每年又只评一名，院士们虽都会一两种外语，但多半是英、法、德几种语言，这当然限制了他们的视角的广度和选举的多样性、普遍性。真正要公平、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成就，要靠多国设立多种文学奖来共同完成。我是搞中文的，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我毕生努力的职责。”

    从文学院出来，我们散步在老城的石头街道上，先看了一座教堂，又逛了两家古董店，最后买了一尊玛雅文化的泥偶。抱着去赴宴，王元化笑我买的是假古董，谌容说不该在瑞典买墨西哥土产，我一律不回答。我有我的想法：墨西哥艺术品，瑞典买的，花一份钱留下两种纪念岂不上算？至于假的，当然是假的，真的会这么便宜？所以这一天我过得最高兴。

    遥祭诺曼·卡曾斯先生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朋友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打过一场尽兴的高尔夫球后，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离开朋友们飘然而去了。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几个和他相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