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污染。古迹建筑被剥蚀。自然景观被破坏，特别是自然条件变化使这里增加了被水吞没的危险。这个城市处在危急之中。意大利政府发出了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求援的呼吁。已有30多个国际组织向它伸出了友谊之手，但这是场艰辛的工作，目前还没乐观的保证。

    威尼斯不仅是威尼斯人的，也不仅是意大利的，它是全人类的瑰宝。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它，抢救它！

    和老索相处的日子

    我是从报上知道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去世的。美国发出的新闻说他的生命结束在汽车上，在从康涅狄格去纽约的途中。我马上想起了新英格兰那个与他同名，叫“索尔兹伯里”的小镇，想起从那里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开车走这条路，把我送往纽约。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因为二战中与苏联军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连续发出苏联战场的消息而世界闻名，得过很权威的普利策奖。任过作家协会**。他跟斯诺是朋友，斯诺早就建议他到中国采访，向他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终于来到中国。他为红军长征的事迹所感动，便带着心脏起搏器，沿中国红军长征的路线艰苦采访了一路，在中国在海外采访了上百名与长征有关的，各方面的人物。书印出来时已过了80大关。在中国，这个年纪的作者多半会用从容的方式“发挥余热”。他却像年轻人那样又作起写“新长征”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与卡曾斯、里斯等专家学者，积极为开创中美作家间定期对话热心奔走。在中国作家冯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此后数年间连续举行多次。按年纪按成就按家产，他已算志得意满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个人的存在形式。这使我很感动。

    我1986年到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谈。他热情接待。会议由双方共同主持。互谅互让，合作得顺利愉快。我担心记者一个个把作家单独调出去访谈，影响会议进行。他便决定开幕时发布一次新闻，然后转到海边僻静小镇上关上门开会，谢绝采访，会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建议参加会谈的双方作家，应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艺术倾向的人，要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人。我们便将与会作家的名单事先通告给他们，征求他们意见。结果会开得很成功，气氛极融洽。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了创作观点，探讨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为以后对谈作了安排与设想。

    “我要写中国的新长征——改革开放。要采访中国农村，这方面你能给我点什么建议？”有次在海边散步，他向我问道。

    我说：“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专注最落后的。多看看中间的，一般的，传统的中国农业地区，那是中国农村大多数。”

    “具体地点你认为哪里合适？”

    我说：“可以去山东、那是中国典型、古农村区。”

    再具体一点！

    我说可以去我的故乡平原县。那里从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县治，而直到改革开放前，似乎还用传统的办法种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并请我为他作向导。

    1987年他又来中国。先去了南方，从南方打电话来约我在山东德州会合。

    德州是我的故乡，对他很欢迎，安排周到。我领他看了抗日战争战斗遗迹，看了农村和乡镇企业，访问了几家养殖、运输、工商个体户。请老农、基层干部给他介绍历史和现在的情况，还找了位熟悉历史的作家介绍当年义和团起义的史料。他非常兴奋，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参观采访。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战的老打字机整理素材，不论干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访材料整理完决不上床。有天他约那位作家来谈义和团。谈到凌晨两点还没结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来，悄悄嘱咐他适可而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