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文革”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