鹃睡我身边做隔离带，别人全在她的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有时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茹志鹃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又要对我嘱咐：“烧洗脚水，打扫卫生，上门板还有铺草这些活儿要抢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贫吵嘴……”

    我嫌麻烦，就找个磨房、草屋或门洞等处，自己单独住。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我做伴。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个人占着一盏灯比跟大家挤在一个灯下方便。她记日记时要抽烟，我就坐在旁边给她卷大炮。

    志鹃21岁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样，我15岁个儿又矮人又浑。她写日记我坐一边替她卷烟，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一天房东大嫂到我们住的地方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茹志鹃一本正经地说：“不，还有我哥呢，我们弟兄都在部队。”

    大嫂点头说：“这也好，有个照顾。一来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没跟她商量，当着房东的面叫了声“阿姐”。

    她开心地笑了。房东走后她说：“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关系，说是姐弟她才懂。”

    从此我有时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给队里了：“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厂

    队长丁世贤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这反映告诉志鹃姐，她说：“别理他们。”

    五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是把他帮带出来了。”

    确实是她帮带我走上了读写之路。

    我只读过四年小学，没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文工团我担当过“提词”重任。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芦画瓢“搞创作”。1946年蒋先生撕毁“双十协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引起解放区军民愤怒。我编了个化妆相声《国大代表》，演出后张拓同志觉得不错，给我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还发给我一斤花生几个柿子作稿费，成为我首次印成铅字的“处女作”。此后我就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既没读书也没写文章，只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戏里小角色本来也不多，我只能点汽灯打锣管小道具，很有点苦闷。这时我到了茹志鹃班里。

    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觉。女同志集中住，她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我一个人住磨道里单独有盏灯，凑到我这儿写正好。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于是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出本书扔给我。由半强制渐渐变成自愿，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我感到手足无措了。茹志鹃总背着书。突围下令轻装，她把军装被单都扔了，就没扔日记本和书。

    我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会向我提问或跟我讨论。我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

    她笑道：“明白意思吗？”

    我说：“不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原来只觉得很有趣，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她讲解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学课。

    那时候，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