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屠夫的剁刀。胡扯！那根本不是动物的血。”

    “他坚持这套说辞吗？”

    “没有。在庭审的时候，他讲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你瞧，他袖口上还发现了一根头发——沾了血迹的头发，与麦金蒂太太的头发是一样的。这就需要解释了。于是他就承认，他前一天晚上散步回来的时候进入过房间。他说，他敲门后进去，发现她躺在地板上，已经死了。他弯下腰，摸了摸她，他说，是为了确认人是否真的死了。然后，他就昏了头。他说他一直非常害怕见血。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几近崩溃，险些晕倒。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无法让自己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非常可疑的故事。”波洛评论道。

    “是的，确实如此。然而你知道的，”斯彭斯思忖道，“这可能是真的。普通人或陪审团不会相信，但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不是指精神崩溃的事。我的意思是指有些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却根本无法面对的人。通常都是害羞的人。比如说，他进去了，发现她死了。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事——叫警察，找邻居，不管什么，总之应该做该做的事。但他惊慌失措。他想：‘我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我今晚不需要到这里来。去睡觉，就当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在这样想法的背后，当然，还有害怕，害怕自己会被怀疑与这件事有牵连。他认为要尽可能让自己撇清干系，所以这个傻瓜就这样套了进去，把自己的脖子套了进去。”

    斯彭斯暂停了一下。

    “可能就是这样。”

    “有可能。”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再或者，这可能只是他的律师编造的想帮他脱身的最好说辞。但是，我不知道。吉尔切斯特咖啡馆的女服务员说，他平时吃午饭的时候总是挑一张桌子坐，在那里他可以看着墙壁或角落，不用见人。他是有点心理扭曲。但并没有扭曲到成为一个凶手。他并没有妄想症或被迫害狂那类毛病。”

    斯彭斯满怀希冀地望着波洛，但波洛没有反应，他紧皱着眉头。

    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