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刺到的呢？”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就在离开门房到大房子里去的时候。”

    埃德温爵士怀疑地说：“那株玫瑰是什么样的？”

    “攀爬在门房外的花架上，开着粉红色的花朵。”

    “你确定？”

    “我相当确定。”

    埃德温爵士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坚持说六月二十八日你到h庄园来的时候，吗啡是在药箱里的？”

    “是的。我随身带着它。”

    “假定此刻奥布莱恩护士来到证人席，发誓说你说过你可能把它留在家里了，你要怎么说呢？”

    “它在我的药箱里。我十分肯定。”

    埃德温爵士叹了口气。“吗啡不见了，你不觉得不安吗？”

    “不，我没有不安。”

    “是吗，尽管大剂量的危险药物不见了，你竟然还是很放心？”

    “我当时没想到是被人拿走了。”

    “我懂了。你只是不记得你到底把它放哪儿了？”

    “不是。我把它放药箱里了。”

    “二十片半格令的药片，也就是说十格令的吗啡。足以杀死好几个人了，不是吗？”

    “是的。”

    “但是，你没有感到不安，甚至没有正式上报吗啡丢失一事？”

    “我认为没问题的。”

    “我请你考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么吗啡不见了，你应该正式报失。”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很红，她说：“嗯，我没有那么做。”

    “这肯定是你的严重疏忽。看来你并不怎么负责任。你有没有经常把这些危险药品放错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询问持续了好几分钟。霍普金斯护士心慌意乱，面红耳赤，自相矛盾，轻易地溃败于埃德温爵士的老辣技巧。

    “七月六日，也就是星期四，死者玛丽·杰拉德是否立了一份遗嘱？”

    “是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就做了。”

    “你确定那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对未来没有把握才立的遗嘱吗？”

    “胡说。”

    “然而，这表明死亡的念头是曾出现在她脑海里，她考虑过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她只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是这份遗嘱吗？署名是玛丽·杰拉德，由糕点店的店员艾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为证人，把她去世后所有的一切都留给玛丽·莱利，也就是伊丽莎·莱利的妹妹，对吗？”

    “没错。”

    遗嘱交给陪审团。

    “据你所知，玛丽·杰拉德有什么财产吗？”

    “当时没有，她没有财产。”

    “但她不久后就会有？”

    “是的。”

    “是不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两千镑，卡莱尔小姐赠予玛丽的。”

    “是的。”

    “有没有什么强制的要求让卡莱尔小姐这样做呢？还是完全是她的慷慨举动？”

    “她是自愿这么做，是的。”

    “但是，如果说她像大家说的那样憎恨玛丽·杰拉德的话，她就不会心甘情愿地送给她一大笔钱吧。”

    “这是有可能的。”

    “你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是吗？那么，你有没有听说关于玛丽·杰拉德和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的任何闲话？”

    “他喜欢上了她。”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就是知道而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