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个人，他从对面走过来，从我身边经过，去了机舱后部。”

    “我抗议。”克兰西先生从法院坐椅上蹦了起来，嚷道，“那时还早——早得很——是在一点钟的时候。”

    “请坐下，”法官说，“会轮到你的。请继续，赖德先生。那么你是否注意到这位先生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支钢笔。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橙色的书。”

    “朝你走过来到后舱去的人只有他一位吗？你自己离开过座位吗？”

    “是的，我去过洗手间——不过我手上并没有拿着吹管。”

    “你说话的态度有些失礼。请下去。”

    诺曼·盖尔，就是那个牙医，他提供的证词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很快他就被愤愤不平的克兰西先生代替了。

    比起贵族夫人来，克兰西先生不是个很有新闻性的人物，对他的登场，记者们兴趣索然。能写的就是“侦探作家出庭。知名作家承认购买过致命武器，轰动了法庭。”

    不过说“轰动”有点为时过早了。

    “是的，先生，”克兰西厉声说，“我的确买过一支吹管，不仅如此，我今天还把它带到这里来了。我强烈抗议将杀人致死的吹管与我的吹管联系起来。这就是我的吹管。”

    他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吹管。

    记者们写道：“法庭上出现了第二支吹管。”

    法官严肃地对克兰西说，请他出庭是为了帮助破案，而不是让他有机会来驳斥完全凭空想象的针对自己的指控。法官接着询问他在普罗米修斯航班上的情况，但是收效甚微。克兰西先生一直在唠唠叨叨，毫无必要地解释着他是如何被国外火车上的古怪服务搞得迷迷糊糊，如何度过长达二十四小时的艰难旅程，以至于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丝毫不在意。就算整个机舱里的人都在用吹管放蛇毒，他也不会知道。

    接下来是简·格雷出场，这位美发师的证词对记者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随后是两位法国人。阿曼德·杜邦先生说他是前往伦敦皇家亚洲学会作学术发言的。在飞机上他和儿子一直都在探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注意到那个死者，直到机舱里因为有人发现她死了而出现一阵骚动，他才将注意力转回身边。

    “你认为这位莫里索夫人或吉塞尔夫人面熟吗？”

    “没有，先生。我从未见过她。”

    “据说她是巴黎的一位知名人物？”

    老杜邦耸耸肩。“对我来说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我经常不在巴黎。”

    “据我所知，你刚从东方回来，对吗？”

    “是的，先生——从波斯那边。”

    “你们父子到许多神秘遥远的地方旅行过吧？”

    “什么意思？”

    “你们去过一些蛮荒地区吧？”

    “哦，可以这么说。”

    “你有没有见过有什么部族用蛇毒涂在箭头上作为武器？”

    这句问话必须经过翻译他们才听明白。杜邦先生听懂后使劲摇头。

    “没有，我从未碰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

    儿子的回答与父亲的大同小异。他不认识死者，也没有注意到飞机上的任何事情。他一直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被黄蜂蜇死的，他本人就被一只黄蜂骚扰过，最后终于弄死了那只小东西。杜邦父子是最后出庭的证人。

    法官清了清嗓子，对陪审团说，这是本法庭所处理过的最难以捉摸的案子。他们可以排除自杀或发生意外的情况。一位女士在空中，在一个很狭小的封闭空间里遭到谋杀，除了乘客，不可能有任何局外人实施这种罪行。凶手或凶手们显然就在今天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无法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