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是凶手弄的，以便留下不在场证据；后来，他打算离开房间的时候，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而没走成。或者——等等，我有了个新想法——”

    布克先生痛苦地作思想斗争的时候，其他两个人都恭恭敬敬地等待着。

    “想到了，”最后他终于说道，“拨指针的不是那个穿列车员制服的凶手！是我们称为凶手二号的那个人——左撇子——换句话说，就是穿猩红睡衣的那个女人。她到那里比较晚，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她拨了手表指针。”

    “真棒！”康斯坦汀医生说，“想象得真棒。”

    “事实上，”波洛说，“她是摸黑刺的，因此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死了，可不知怎么，她推测他的睡衣口袋里有块表，就拿了出来，摸索着拨了指针，然后还把表砸瘪了。”

    布克先生冷冷地看着他。“你还有更好的解释吗？”他问。

    “在这一刻，没有。”波洛承认，“反正，”他继续说道，“我认为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块手表最有意思的一点。”

    “是第六个问题要回答的吗？”医生问道，“关于这个问题——谋杀是发生在一点一刻吗？——我的答案是不。”

    “我同意，”布克先生说，“下一个问题是‘是更早吗？’我回答：是！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吗？”

    医生点点头。“是的。但是下一个问题，‘还是晚一些？’其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同意你的理论，布克先生，而且我觉得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波洛先生也是同意的。凶手一号是在一点一刻之前作案的，但是凶手二号则是在之后作案的。说到左撇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弄清楚哪个旅客是左撇子？”

    “我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波洛说，“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让每个旅客都签了名或写下了地址。不过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有些旅客确实是用右手做一些事，用左手做另外一些事。有些人惯用右手，然而却用左手打高尔夫。不过仍然有一定帮助。每个旅客都是用右手拿笔的，除了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她拒绝写字。”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不可能。”布克先生说。

    “我怀疑她没有力气用左手刺那一刀。”康斯坦汀医生疑惑地说，“造成那种伤口需要很大的气力。”

    “女人使不出那么大的力气？”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认为会比一个老妇人的力气大，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体质特别虚弱。”

    “也许这是一个精神影响肉体的问题，”波洛说，“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个性非常强，意志力也很巨大，但是现在先不谈这个。”

    “第九个和第十个问题，杀死雷切特的不止一人，多处刀伤是否还有别的解释。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刀伤没有其他解释。假如，一个男人先轻轻地刺一刀，再使劲刺；先右手后左手；再过半小时之后，在尸体上造成新的伤口——好吧，这说不通。”

    “对，”波洛说，“这说不通。那你觉得凶手是两个人说得通吗？”

    “就像你自己刚才说的，还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呢？”

    波洛直直地盯着他。“我就是这么问自己的，”他说，“从未停止过。”

    他向后靠在椅子里。

    “从现在起，所有的都在这里。”他拍拍额头，“我们已经反复深入地研究过了，事实全都摆在眼前，有条不紊，非常整齐。旅客们坐在这儿，一个接一个地提供了证词。我们知道了所有能知道的——从表面上看……”

    他亲切地冲布克先生笑了笑。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小玩笑，对吗——坐着能想出真相吗？好，我要立即把理论用于实践——用在你们面前的这里。你们两位也得这么做。让我们三个人都闭上眼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