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困上好几天，”她哀叹道，“而且我的船后天就要开了，我还能赶上吗？我甚至都不能打个电报去退票！我气得都不想再说这个了！”

    那个意大利人说他在米兰还有要紧的事。大块头美国人说“真是太糟糕了，太太”，还安慰性地说火车还是有希望把时间补上的。

    “我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等着我，”瑞典太太抽泣着说，“我也没办法通知他们，他们会怎么想啊？肯定会认为我出事了。”

    “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玛丽·德贝纳姆问，“没人知道吗？”

    声音里有种不耐烦。但波洛注意到，托罗斯快车停车检查时她的那种近乎疯狂的焦虑已经消失不见了。

    哈巴特太太又说了起来。

    “这火车上没人了解情况，也没人想要做点事。只是一群没用的外国人。哼，要是在我们国家，至少有人会想办法做点什么的！”

    阿巴思诺特转向波洛，小心谨慎地用带着英国口音的法语说：

    “你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吧，先生？你能说一下——”

    波洛微笑着纠正他。

    “不不，”他用英语说，“我不是。你把我和我的朋友布克先生弄混了。”

    “哦，对不起。”

    “没关系，这很正常。我现在住在他之前的房间里。”

    布克先生不在餐车里。波洛四处看看还有谁不在。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那对匈牙利情侣都不在。还有雷切特和他的仆人，以及那个德国女仆也不在。

    瑞典太太擦了擦眼睛。

    “我真傻，”她说，“这么不争气地哭鼻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种基督教精神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

    “这的确很好，”麦奎因心情烦乱地说，“我们会在这儿待上好几天。”

    “这里究竟是哪个国家啊？”哈巴特太太眼泪汪汪地问。

    得知这里是南斯拉夫后，她说：“哦，一个巴尔干国家，还能指望什么？”

    “你是最有耐心的一个了，小姐。”波洛对德贝纳姆小姐说。

    她微微耸了耸肩。

    “一个人能做什么？”

    “你真像个哲学家，小姐。”

    “那意味着一种超然而置身事外的态度。我觉得我的态度更为自私。我已经学会如何不浪费感情了。”

    她的回答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因为她甚至都没看他一眼。她的目光越过波洛，停在窗外厚重的积雪上。

    “你很坚强，小姐，”波洛礼貌地说，“我觉得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坚强。”

    “哦，不，不，真的。我知道有个人比我坚强得多。”

    “这个人是？”

    她好像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正在跟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说话，直到今天早上，她也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她礼貌而疏远地笑了。

    “呃，比如那个老太太，可能你也注意到她了。一位十分丑陋的老太太，可很有吸引力。她只要举起个小手指头，客气地说一句，全车人都得为她奔走。”

    “他们也会服从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波洛说，“但那是因为他是这条线路的董事，而不是性格坚强。”

    玛丽·德贝纳姆笑了。

    一早上过去了，包括波洛在内的几个人仍然留在餐车里。此刻，集体生活能让人感觉时间好过些。他听到了更多有关哈巴特太太女儿的事，也听到了已经过世的哈巴特先生一辈子的习惯，从早上起床吃谷类早餐，一直到晚上穿着哈巴特太太亲自给他织的睡袜睡觉，等等。

    波洛正在听那位瑞典太太混乱地讲述她的传教宗旨时，一位列车员走进餐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