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估计完全正确！”

    今井来时的最大担心完全消释了。他原以为这位武功盖世、武运长久的将军会像日军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一介武夫那样只注重战场的战绩而故意蔑视文职的“谋略工作”，他深恐批评他所搞的那套“桐工作”是软弱的表示。现在不但没挨批，反而肯定了他的工作，他兴奋地满脸堆着笑，推一推滑到鼻尖上的眼镜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

    “那……大本营的意见是……您指示我该怎么干吧！”

    “我这次到东京接受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的任务时，”冈村把脊背靠在沙发椅上，做出长谈的姿势，顺手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两口说道，“我被东条陆相单独留下来，屋里没有别人，他告诉我‘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要领事项’的第一条便是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他秘密地嘱托我还要继续开展对重庆的工作，需要继续建立重庆联络线，因此，我想这件事还是委托你来办，你是有经验的。你汇报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吧，我很希望了解得多些，以便完成东条陆相的嘱托。”

    “好的，说来话长了，”今井心里很高兴，他终于有机会向这位将军谈说他那旷日费时的“无名战绩”了，于是他打开了他准备的那个小本子，详细地追述了他的以往工作，“我过去联络了各种路线。最初是孔祥熙的路线①，联络的方式是通过驻香港的孔的秘书乔辅三，当时谈判进行得极为顺利，已经达到计划宇垣一成外相与孔祥熙会面的程度，可是后来，大约在徐州会战刚结束，战争进行得很快，对中国都寄强烈期望于武力解决，有人认为这种谈判有损于外务省的外交大权，有失帝国国统，只好虎头蛇尾地停止了。不过还时有藕断丝连。孔祥熙还不罢休，又委托他一个叫樊光的亲信，住在上海和我们联系，中转联络员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他那时住在香港。后来因为我们扶植了汪精卫，又要求蒋、汪合作，蒋顾虑这会失掉抗战的民心又作罢了。后来开展的是姜豪路线①。这条路线原是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小野寺信中佐开辟的。姜豪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委员。通过他，我们和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接头，开辟了和ＣＣ系陈立夫、朱家骅的路线。可是五月间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姜豪，后来屡次交涉，才释放了姜豪。姜于是被召回重庆询问情况。接触一度中断。一直到七月底，姜豪衔蒋的密令，到香港要求和我们重新谈判和平条件。由于影佐少将的‘梅机关’正全力扶植汪精卫成立新政府，还跟华中派遣军的‘小野寺机关’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这时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为了完成和重庆的这项工作，把我也调到了总司令部。我这时委派了吉田东祐为特派员，在澳门和姜豪会谈。后来发生了经费报销的问题，重庆有意让日方全部报销，这就发生了困难和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上策是我亲自和姜直接面谈，试探一下他的路线是否有价值，我要求他在上海见面，他不来，因为‘梅机关’逮过他，这样我只好委托驻香港的武官铃木跟姜在港晤面。铃木上过所谓宋子良的当以后，坚决要求姜豪必须携带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份证明书才可与之谈判。姜接受了这项要求，便返回重庆，讲明次年的２月中旬返回香港，可是就在这时，汪兆铭政权宣告成立，这条路线又告吹了。”——

    ①孔祥熙路线，从１９３６年即已开始，至１９３８年九月以宇垣一成辞职而作罢。

    ①姜豪路线，这条路线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开始，至１９４０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