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谈话，竟突然遭到香港民政厅十几名警探的包围，直到现在他们还被关押在石头砌的狱房里。为此事我很苦恼。所以你一定要格外谨慎。”

    “好的，好的，我一定小心。我的时候马上就出去先找‘军统’的香港站联系一下，然后再采取行动。”曹刚说罢，便鞠一躬告辞外出了。

    曹刚一走，屋里只剩下铃木和今井两人，他们便没有顾忌地说了不少关于时局、战争和寻找和谈方面的牢骚话。

    “今井君，在这方面你比我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你是否先跟这位宋子良牵线人见见面，看看这个人是真是假？免得我们一开始就麻痹大意，上当受骗。”

    这两位老同学，在学校就私交好，后来在参谋本部又是要好的同事，今井便满口答应。当天下午，铃木就安排了今井和宋子良的第一次会面。

    地点在离开商业繁华区、僻静的山腰地带，以台湾拓殖公司名义开设经营的东肥洋行那座灰色楼房的一间会客室里。

    铃木和今井到后不久，居间人张治平便带着宋子良来到了会客室。

    “啊哈，老朋友！”张治平在北平当新闻记者时就常和发布新闻的今井熟悉，他一进门便快捷地走几步，过来拉住了今井微笑着伸出的手。“想不到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冀东政府那次保安队兵变，我差点死在通州城哟！”他摇摇头感慨地说，把他带来的那个人，做着介绍：“这位是宋子文先生的胞弟宋子良先生。”

    今井武夫边走过来握手，边用一种深邃的目光，把这位宋子良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人身材不高，目测不过一米六左右，面色白皙，年龄约在四十岁上下。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雪茄烟。脸上挂着微笑，态度显得很谦逊。他注意到这个宋子良右颊嘴角旁有一颗黑痣。

    “见到阁下很高兴，”今井又深深地看了宋子良一眼。

    “我也是如此。”宋子良用广东音的普通话说道。

    经过一阵短暂的寒暄，便进入了初次接触的一般性谈判。在谈到停战、撤兵、约请第三国介入的问题之后，宋子良说：

    “２月５日，我曾回到重庆，将我和铃木先生会见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向蒋委员长等首脑做了汇报，其后的几天，经最高国防会议研究，把制订的方案交给了我本人。基本的倾向是，政府有委派倚重大员到香港和贵国进行秘密会谈的打算。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们，在重庆，抗日和反汪的空气异常高涨，特别是贵国对汪的扶植，强烈地刺激了美国，使美国对日感情恶化，而且我直言不讳地说，重庆政府与汪兆铭之间的合作问题是绝对难以设想的，这恐怕将是谈判的一个巨大障碍。”

    今井武夫在一旁听了宋子良的这段谈话，心里暗自吸了一口凉气。实际上他正为了就要宣布组成汪记南京政府最后限期的事情而大伤脑筋。他实在没有想到从卢沟桥事变那天起他就为之奔波的这件工作，却反转来成为今天谈判桌上的阻力。不过宋子良说完这番话，表达了这个意思后，还是把话茬拉了回来。最后他说：

    “我有一个建议，请二位阁下考虑：日华两国政府在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在本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私人名义代表各三名的圆桌预备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讨论寄予莫大的期望，为了郑重和不出纰漏，建议这次谈判代表都要携带正式委任状，届时，蒋夫人宋美龄也要来港从旁给予指导协助，她可以随时把进展情况向蒋委员长做直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