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衣襟，也是为了吊她的胃口，他把声音压得更低地说：“我已经混入了敌伪机关，喏，你看，中华通讯社，”他揭开呢子大衣的一角，露出了一枚小小的社徽，“当了一名外勤记者。……前几天我跑新闻，在警察局听到一个消息，说他们逮着了一名中共地下要员，叫王鸿恩，经我细打听，听介绍情况，我觉着这人好像是我大波表哥，快告诉我，我表哥是不是出了事？”

    红薇的心猛地一跳。她多么焦急地追觅着大波的下落啊！一阵掩饰不住的痛苦，使她眼里突然涌满了泪水，低下头，盘算着是否对他说出李大波被捕的实情。

    “红薇，你别难过，告诉我，我不仅可以打听出他的下落，而且还能设法营救他！”艾洪水看出红薇的犹豫，便用攻心的战术吸引她：“我实在想表哥啊！我们俩自小在一起长大，又一齐逃进关内，一起在天津上学，我们比亲兄弟还要亲呀！没有他，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着没落的，我怎么能忍心看他遭敌人的逮捕、刑讯而不管呢！”

    他说的如泣如诉，她又打听李大波的下落，听了他的花言巧语，她有些犹豫了，终于对他说了实话：“是的，你表哥失踪已经快一个月了，我还没打听到他的下落。”

    “好，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办，”艾洪水痛快地说，见她上钩，继续伪装下去，“我在敌伪那儿隐蔽得很深，条件比你方便，我马上就去打听，你听我的回信吧！……可是，我怎么才能通知你呢？你住在哪儿？”

    红薇只好把住址、自己的化名，李大波担任的掩护职业，都一古脑儿告诉了艾洪水。

    艾洪水得到了这些他花费了多少时间都没得到的消息，心里暗喜。他心中盘算：红薇一定会联系着中共在天津的某个地下组织，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见缝插针。日本人的特务机关，还没有在平津两座大城市破获过中共的秘密组织，如果由他首先侦察出来，那日本人定会给他以最大的信任和最高的奖赏。他，何愁不在对他颐使气指的曹刚之上？！但是他压下这些美妙的联想，假惺惺地对红薇说：

    “红薇，你不用发愁，你也别过份难过，不管多么艰难，即使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一定要把表哥的下落打听出来，设法营救他。你就放心吧，事不宜迟，我这就去！”

    他握一握红薇的手，匆匆地走了。

    红薇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艾洪水挺胸阔步走远的背影，她似乎清醒了一点。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袭上脑际，她无意中暴露了组织秘密，她难过，后悔得几乎不能自持。她在心里咒骂自己：“哎呀，方红薇！你有什么权利把住址泄露给任何一个人呢？这是党的交通站呀！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哎呀，我真傻！为什么我没顾上反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呢？我可以去找他，而不应该让他来我家呀！”她真是追悔莫及，茫然若失。她真恨自己缺乏经验，没有足够的警惕。她在原地自悔自艾地站着，直到有不少来往的行人向她投来奇怪的一瞥目光，她才醒悟似地离开那个站久的地方，绕道迂回着回到家里。

    她在屋里，几乎失去了常态，一阵阵总是心惊肉跳。她时而觉得对李大波的事抱有希望，时而绝望悲观；时而觉得艾洪水不会那么坏，时而又感到危险万分，就要大难临头，她闯下了大祸。到了傍晚，她才彻底冷静下来，思前想后感到处境危险，必须采取措施，她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煎熬，便起身出门，准备去杨承烈那里汇报白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她暴露交通站地址的有失检点。

    她告诉王妈妈等门，便离开家。这里是河北区中国地最穷的地方，没有路灯，土路坑坑洼洼，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好容易走到东窑洼街上。来到文具店跟前，见已上了门板。她心里觉着有点诧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这时，正是霞光尚没消尽，月亮已升上天空的时刻。借着月光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