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隔开、用以挂画及陈设花瓶等装饰品的地方。

    那天很晚才散，他们回到跑马厅附近一家“璇宫”旅馆安歇。董道宁和李大波又被东道主安排在一室同住。他们在洗漱间洗脸的时候，董道宁边刷牙边撇着嘴小声地说：

    “梅思平这老憨，真没见过世面，丢人！周胖子派这种人来。难道由我来谈判，就不如他吗？”

    李大波试探着说：“你可能后台不如他有势力吧？”“你算一语道破了，我心里真憋气。在这儿，全看门头儿，来历大小，如果没有有钱有势的亲朋好友，你是绝不会爬上去的，我他妈全看透了。……”

    “想开点儿吧！……明天，高司长能来吗？”

    “能。会谈是不能拖延的。”

    第二天高宗武独自一人果然也乘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号”轮船到达了上海。人到齐后，就开始了密谈。

    保守高度秘密，是会谈双方都极为关注的。为了避人耳目，会场选择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①。这所房子恰好在当时由于日机的轰炸，炮击，遭到破坏，没人居住，闲置在那里。他们一共八个人，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直到在那空荡的大房子里经历了三天四夜激烈的讨论，才悄悄地离开那里。为了抄写誊清，李大波才有机会了解中国方面由汪、周准备并起草的那些骇人的条款。这些条款的大意主要是行动意图，如“梅思平在上海一旦谈妥，即从上海经香港去昆明”；“日本政府如承认条件，将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员转达在重庆的汪兆铭”；“汪在接通知后的一、二日之后，将携陈公博、陶希圣②，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汪到达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日华和平解决条件”；“汪亦发表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汪到达香港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来响应”；“广州军队也同情和平运动，但因有中央军，延缓进行”；“在汪兆铭的旗帜下，成立新政府，组织军队”；“日军撤出一部分军队，使广东、广西两省成为加入新政府的地盘”……这就是不久被命名为“重光堂会谈”的记要内容——

    ①此座房屋，在这次“会谈”后，经过修整，即做了土肥原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日汪秘密协定，即在此处出笼。

    ②陈公博，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汪兆铭死后，升为第一号汉奸，１９４７年枪决。陶希圣，投敌后不满其职位，又回重庆，后为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

    李大波无法判断这些条款的实施性有多大，但他却痛切地感到刚进入抗战的中国，绝不应该有这种内部分裂。倘使在目前真的出现了云南、四川两省军队的“独立”，那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真不敢想象。所以他在心里暗自痛骂这伙祸国殃民、卖身投靠的大汉奸。后来他得知，散会后今井武夫带着这份条款，便乘军用飞机直飞东京，面见板垣陆相，在近卫首相官邸，向与会的多田骏、土肥原做了汇报。次日就在五省会议①上通过——

    ①“省”的概念与中国不同。是中央的“部”的意思。“五省会议”是最高级会议，出席人员为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及大藏大臣（财政）。

    与此同时，为了保险起见，高宗武仍暂回香港，担任联络员，而梅思平一人乘飞机由香港，返回重庆，和汪兆铭、周佛海汇报谈判达成的初步协议。

    这是天赐良机。这样，上海只留下董道宁守摊，而董道宁对李大波几次试探后，已基本上放弃了监视的责任，凑巧的是他又被“米高美”舞场新近来沪的一位红舞星“唐妹妹”迷住，在等待第二轮谈判的间歇空档里，整天留连在灯红酒绿的舞厅，也无暇关照李大波的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