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这样？”

    “是的，跟日本的价码总是谈不拢，我怎么给老头子汇报呢？他很着急，恨不得马上停战，他发脾气说，他着急不是为的失地千里，而是只要日本一占领，中共的军队就马上开到那里打游击，发展起来，眼看着中共坐大，是将来的大患，所以他总是想让日本明白这一点，中日双方要干的是共同防共、融共、灭共！”

    董道宁站起身，夹着烟卷，走到屋子中央，望着脸色焦黄的高宗武，用煽动的口吻说：

    “高司长，此次我到东京，住在筑地的小松旅馆，影佐和今井都来看我，并带我参观了日本的许多城市，可以说，自从他们占领了东三省、华北和华中的许多城市，他们真的一下子富了起来。东北的大豆高粱，华北的煤炭、钢材、棉花，华中的大米、丝绸，还有丰富的劳力资源，都源源运往日本本土。据我看，日本现在提出停战议和，绝非战败求和。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为了解决事变采取了从来没有过的高风格的道义方针，我以为日本的国力眼下是有充分的余力去彻底解决中日事变的。”

    李大波仔细地听得入了神，他不住地在纸上做着记录。“这不用记，”董道宁摆摆手说，“这不过是我的观点，看法，印象而已。”

    李大波停下笔，专心致志地听。

    “好，你这样记吧，”高宗武眯缝着眼说，“宗武在香港三次与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接触，转达蒋委员长内定的谈判意图，日本政府起初很重视，但随着日军在中国的进军，特别是‘二·二六’以后，强硬派占了上峰，因而我们双方产生了很大分歧：中国方面坚持希望在蒋先生的领导下实现对日和平；而日本方面，越来越表现出欲以其他要人代替蒋先生的明显意图。明确地说，他们主张依靠汪兆铭出马收拾时局，也就是说，日本打算重新培养一个傀儡的中央政权，如同伪满培养溥仪一样。你记录下来了吗？”

    “完全记录下来了，一字没漏。”李大波说，“要我念一遍吗？”

    高宗武摆一摆手。接着说下去：“由于周部长的指示，应直接与日本当局谈判，为了说服日本仍应以蒋先生为对手做一次最后试探，宗武遂与伊藤乘‘日本皇后号’轮船离开香港，于横滨上岸。然后来到东京，住在筑地的花蝶饭店。几次与今井武夫及高桥坦大佐谈判，日本的意图顽强地未变，依然是要求蒋先生下野，而且没有改变主意的指望。恰在这时，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全力向广东进军，而防卫广东的广东军军长余汉谋已派人与日军联系。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此次连昭和天皇的弟弟顿宫博士（他的公开职务是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都亲自出马当联络员，从上海来到香港，与余汉谋的代表进行接触，想用他们的谈判来促使我改变态度，其实，我已不再谈最初的意图，而专心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因此我的谈判只得暂告一段落。究竟今后如何进行，请指示！”高宗武说到这里，突然爆发一阵干咳，他的胸痛病又犯了，咳得流出眼泪，往素白的手绢吐出一口痰，一股血浆立刻就染红了手绢。谈话中断了，董道宁立刻喊仆人把家庭医生请来，给他打针服药。

    送走了医生，董道宁和李大波把高宗武搀扶到楼上给他专门预备的卧室，盖上鸭绒被，让他好好休息、睡觉。因为给他注射了脱敏的镇静剂，他很快就停止了咳嗽，香甜地入睡了。董道宁把门关好，跟李大波踮着脚尖，走下楼，回到客厅里来，继续整理材料。

    “没有他参加更好，”董道宁向天花板指了指，那楼上正是高宗武的卧室，“他犯病，是给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