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日本的最高级将领如海相、陆相，驻屯军司令派遣军最高指挥官等都在这个城市落脚，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自从日军侵占了南京、武汉，更把天津看做是它的巩固后方兵站基地和军队补给线的重要枢纽：大批辎重军火、钢铁、煤炭、粮食、海盐，从海上劫运日本国内。杨承烈说：“日本搜刮中国的物质财富，以这些战略物资对中国作战，这就是日本既定的国策，叫做‘以战养战’。所以，天津正面临着最严重的斗争形势。”杨承烈随后又向他俩分析了敌人的情报组织和特务活动。他说，“一切机关、交通运输、大小企业部门，敌人都已严密控制起来；从中学到大学，都派驻了由职业特务担任的日本教官，与此同时，蛰伏上海、北平的老牌汉奸曹汝霖、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等，都已探出头来，继殷汝耕之后，粉墨登场，在北平组织了伪‘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据最近得到的情报，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亲日派汪精卫、陈公博、褚民谊等，都在暗中与日本的特务机关进行妥协投降的活动。天津是八国租界之地，驻有各国的情报人员，各帝国主义之间那种既合作又矛盾冲突的局面，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因此做起工作来比较艰辛。”

    “今年１月１６日，”杨承烈停歇了一下又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①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更加紧扶植这些汉奸、伪组织。这位首相口出狂言，说‘三个月灭亡中国’他没有想到，蒋介石带着几百万军队逃到重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担当起保国守土抗战的重任，所以敌人今后全力要打击的，在北方就是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天津市，敌特随时在搜索咱们的地下组织。”杨承烈停下来，皱着眉头，吸着一支烟。

    “咱们的地下组织，在天津遭受过敌人的破坏么？”李大波关心地问了一句。

    “遭受过不止一次。过去敌人采取的手法是一网打尽，现在敌人变得狡猾多了，不采取一网打尽的办法，而是每破获一个组织都留下一、两个人做为钓饵，引诱更多的鱼儿上钩，有时候，特务甚至采取‘打红旗’②的办法，使革命者暴露目标，使年轻热情的人上当。现在就是使用这种诱捕的方法。”杨承烈坐在李大波与红薇中间，看看他们俩嘱咐着说：“所以，你们刚到千万不可轻易接触人。咱们的人有一些英勇牺牲了，到死都没有招供；也有几个意志薄弱的人，被捕以后叛变了，最应该留神这种叛徒。……总之，一切都要谨慎、细心，万不可粗心大意！”——

    ①近卫文麿（１８９１—１９４５）日本首相（１９３７—１９３９，１９４０—１９４１）近卫笃麿公爵长子。１９１９年参加巴黎和会。回国后任贵族院议员。１９３３年起任议长，１９３９年起任枢密院议长。首相任内发动侵华战争。签署德意《三国轴心协定》、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建立法西斯“新体制”。日本投降后，畏罪自杀。在任期间曾三次发表《近卫声明》，积极向蒋介石诱降。

    ②“打红旗”即以伪装进步的方法打入地下组织，这种人表面很积极，勇敢。装出敢于斗争的样子，骗取幼稚的同志上钩。

    他们接着研究了今后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把原则先确定下来。根据工作和隐蔽的需要，李大波必须通过社会关系打入伪河北省公署，并设法争取到敌伪的信任，以求隐蔽好，站住脚根，开展秘密工作；红薇表面上做家属，暗中为党做传递消息、文件的交通员。他俩都绝对服从地接受了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必要时，大波，你还要跑一跑北平，去搞专门的情报，”杨承烈说道，“我还要兼顾着平西游击队的事情，所以只好委托你了。比如说，当前我们就急需知道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重庆进行诱降的具体情况，光听传说陶德曼已会见了蒋介石、孔祥熙，转达了日本广田外相提